三大贤海上成名
今日推送之《三大贤海上成名》录自《春申旧闻续》，作者陈定山，工书画，兼善诗文。他幼时因随长辈历练，得以结识了旧上海许多社会名流，耳闻目睹了上海滩名流们的种种过往，对旧上海掌故烂熟于胸，信手拈来，《春申旧闻续》是陈定山的掌故随笔，为《春申旧闻》续集，描写旧上海文人逸事、艺坛杂俎、风俗市情、社会秘辛、菊坛掌故、勾栏风月、黑道传说等等，一应俱全，引人入胜。
余叔岩，我前已说过，如果谭鑫培是伶界的孔子，则余叔岩便是孟子。但叔岩的家境太好，并不指靠唱戏生活，他在小余三胜时代，也不很红。改名叔岩，却在倒嗓时间，而唱得很红，但为时甚暂。等到嗓子复原，他却息影家园，优游于烟霞间，专与士大夫结交，而不以伶人自居。但他的发扬谭派，创造余派，却是在这一个时间。而造成余派之所以为余派者，却要归功于陈十二彦衡，而不是叔岩自己！叔岩的唱，是显然划分时代的，因为老谭的底子是汉调，发音多湖广音，学谭者莫不奉为圭臬。叔岩兴，始归人中州音，雅然正始，而启示提命皆出于陈十二彦衡。叔岩以前，伶人只知分尖团，叔岩以后，伶人始知分四声，分阴阳。今之号为谭派者，莫不私淑叔岩，几不知世间尚有真谭。老谭虽不懂韵学，而其禀赋实由天授，他可以不烦绳墨，而自合音韵。譬如《探母》的念白有“雁过衡阳各一天”，衡阳是阳平双声，《珠帘寨》有“太白斗酒诗百篇”，斗酒是阴上声的叠韵，他都念得很好，而且是他自己抓来古人的句子而改了老词的。这些地方叔岩全赶不上，而今之论谭者，则少注意及此的了。叔岩两次南下，俱在倒嗓时期，他也正和老谭一样，两次铩羽而归。无可讳言，当时上海听戏程度，不及看戏。把刘鸿声、时慧宝，甚至于杨四立都视为了不起的人物，高庆奎的放“回声”也不弱于上述三人，于是老谭以《盗魂铃》受困于杨四立，而余叔岩《珠帘寨》的舆论，也不及高庆奎远甚，他第一次在丹桂登台，唱《铁莲花》闹到退票，第二次和王瑶卿、少卿父子同隶共舞台，王氏父子尽唱《梅玉配》《福寿镜》等私房小本戏，把叔岩逼在倒第二，尽唱《审头》而不带《刺汤》，《状元谱》而不带《上坟》，这些歇工戏，后来过台到亦舞台演出，但他的哑嗓子，上海人谁也不爱听，叔岩才一气回北平，立誓不再南下。后来，蓓开灌片子也费上大手脚，照叔岩的气性连片子也不能灌，而他的成名，却正在铩羽息影之后。他用苦功夫造成了他自己，而体弱多病，身带三红，早也没法长期登台演唱，他为人性僻，既怀绝技，不能普遍地表演，却又不肯收徒弟，谭富英虽是谭氏子孙，但他并不得着乃祖一点儿皮毛，谭小培又是那门茸阘，自知不足以教儿子，再三作揖要余大叔照顾他的侄儿，可是余叔岩只教了他一出《清河桥》。富英其他的戏全是鲍吉祥、陈秀华教的。孟小冬号称余门嫡传，也是鲍吉祥、陈秀华二人教的，叔岩并没正式教他。后来李少春倒是余叔岩教过他一出《洗浮山》，那《战太平》的把式，全从余叔岩的照片上模仿来的。又有人说谭富英的《珠帘寨》确是余叔岩指点，其实他第一次到天蟾时，还没有这出戏。其时正值高庆奎《珠帘寨》红得发紫当儿。许少卿要他唱，他说了一句淡话：“这是先祖晚年才有的戏，我不能唱。”记得那时评剧界在报上着实捧了他一番，说他肯说实话，不蒙世，不愧大王的名孙呢。第二次南来，他便添上了这一出，说是请教了叔岩来的，其实是向鲍吉祥钻的锅。
余叔岩之《定军山》
余派赖秀华而传，正和谭派赖陈彦衡而传一样，这是谭余的两大功臣。秀华现仍健在，他也能说程腔，但他是彻底倒仓的一个二流青衣改行，嗓音低得连说话、低哼都听不出来，他全凭一把胡琴，把余派工尺，一字一字地拉出来，而他对于老生的身上，全不在行，所以李少春自己有武底子的除外，其外跟陈秀华学余派而享大名的，从谭富英、孟小冬、杨宝森数起，直到那些成为名票而又下海的陈大护、张文涓之流，没有一个身上能够有武底子的，所以下辈英雄，独让马连良出一头地，非无因矣。
言菊朋在票友时期，骚骚有驾余叔岩而上之势。试听蓓开的两张《鱼肠剑》唱片，便能分出高下。他是陈彦衡一手造成的，而他出自世家子弟，精通文墨，对于声韵之学，彻底了解。而嗓音近谭，不像叔岩之时闹别扭，所以彦衡把平生所学，悉心传授了言菊朋。第一次和梅兰芳南下，彦衡操琴，真是红极一时。他把高庆奎的俗调，马连良的媚腔，时慧宝的长腔，汪笑侬的怪腔，一扫而空，南方听戏的没有一个不点头说“今日复聆谭音”。可是好景不常，菊朋回到北平，自觉红得摸不上手，便与彦衡散伙，自挑大梁，正式下海，同时却和小翠花搅起来了，终至嗓音失润，变成鬼腔。但伶界真的知音法家，实无有比得过言菊朋的，所以他就他的短处，而自造成他的长处，于是言腔独开一派。在余派未兴，谭派将歇的当儿，几可说是家家成了盐铺，没有一个不哼言腔的。到了晚年，其鬼愈甚，竞成怪腔。在诗的方面来比，则他当是李长吉，他南下次数极多，可是叫好不叫座，晚年潦倒，喜唱《永安宫》《白帝城》，也和老双处喜唱《鱼肠剑》一样，一唱三叹，往往声泪俱下也。
言菊朋便装照片
高庆奎南来，比言、余要早，他是学刘鸿声的，此派今已不为人所喜，但在那时也红极一时。谭鑫培厄于刘鸿声、余叔岩厄于高庆奎是同一遭遇，当时北平人称高、余、言为三大贤，庆奎物故，才将马连良补上，但也有补上奚啸伯的。
谭、马、杨在目前的须生地位，好像是三鼎足，谁也争不过谁去。平心而论，也确是各有所长。谭富英第一身世占得好，他是大王贝勒的名孙，他确有他乃祖的嗓子，虽非云遮月，却是嘹亮清劲。但是，他染上了他父祖双份儿懒劲，唱剧老是吊儿郎当，尾音不归宫，呵、呀满嘴，但是，他天赋的那块好料，谁也比不过他。唱戏，第一要叫人听了沉着痛快，在这三鼎足之间，也只有富英有这一份异禀。我还记得金廷荪嫁女，在洋布公所唱堂会，全本《龙凤呈祥》，是谭富英刘备，马连良乔玄，梅兰芳孙夫人，这时候的谭富英还没有红，在佛殿一大段西皮，唱得一字一彩，把马连良的说白，完全给闷住了。当时连良往后台就和富英开腔，骂他不懂规矩，摘了乔国老的台音。其实论唱，讲底气，讲宫调，马连良确不及谭富英的。这晚很多人替富英不平，后来廷荪就竭力提拔富英，也就从这一晚种的因。
马连良来申是在亦舞台唱红的，中华公、久记社、雅歌集、律和票房，全体票友一致捧他成名。那时他还很穷，第一天打泡，唱《打鱼杀家》，一件褶子还是姚慕莲太太潇湘云的私房行头，大襟角上平着丝绒的蝙蝠，但后来马的行头专讲漂亮，甚至官衣忠纱都用丝绒的，未始不是这一次始作的俑。论嗓子，马连良本不算好，可是亦舞台正被王又宸、白牡丹（即荀慧生）唱《三搜卧龙岗》连台本戏唱霉了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个唱做兼优的北方老生，自然一哄就把他哄红了。马二和冯小隐又借着《打鱼杀家》的靴鞋问题，大开笔战，却要马连良来做决定，连良为讨好双方起见，一日穿靴，一日穿鞋，替两家解和，于是马连良便成了上海的伶界红人。后来孙兰亭、汪其俊、包小蝶、赵培鑫，都和他拜把子，他也自居老大哥而不疑了。
马连良、朱琴心之《打渔杀家》
论连良的戏路，做工戏实胜于唱工戏，他走的是贾狗儿的路子，《九更天》是他得意的代表作，但他和周信芳走的完全是同一戏路，而两家却能同而不犯。论做，衰派戏，连良实不及周信芳，因为信芳是苍老浑成，而连良却占的潇洒飘逸，例如《四进士》，连良总觉扮得比信芳太年轻一点，但信芳容易过火，故《一捧雪》《胭脂折》信芳就比不得连良。若说唱的方面，信芳固谈不到，而连良也不能沉着如意，例如，《公堂发配》的一段唱，连良极意悲凉，终是俊逸。若唱《雪杯圆》，试把老双处那张百代开一开，连良真是望尘莫及的。
杨宝森在童伶时即崭露头角，那时大家俱以谭之传人属望于他，而不属望于富英。但他自幼娇养，未下坐科苦工，后经倒仓，嗓子经过很久时期不能复原，而杨宝忠却以《空城》《洪羊》负盛名于时，旋亦倒嗓，乃悉以所长授之乃弟，并佐乃弟操琴。宝忠与赵啦嘛、王瑞芝、李慕琴号为四大琴手，但宝忠弓子较短，以花点子见长，与李慕良可争一日短长，耳又重听，佐宝森操琴，则有如二片之佐兰芳，腔多己出可以熟极而流，遂收牡丹绿叶之效耳。宝森虽为工伶世家，但宝森体弱，不习武工，故戏路不能如谭、马之广，嗓又限于天赋，几比孟小冬之九出半多来有限，宝森亦能自掩所短，凡不对工的戏，绝对避免不唱，故在无戏可听时则听宝森，亦胜于听连良，而不能如富英之痛快耳。
总论三家，论唱，当以富英居上；论做，皆不及连良；论书卷气、守规矩，则宝森差强人意。若以三人为谭，则离题甚远。余、言且非真谭，何有于谭、马、杨哉？
（《春申旧闻续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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